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中对于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阐述~~~
托马斯·莫尔的画像（左）和剧集《都铎王朝》中的莫尔（右）
首先使用“乌托邦”一词的人是托马斯·莫尔爵士，他在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的一年前写作并发表了他那本著名的著作。他根据希腊文中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的词根创造了这个词。从此，在所有的语言里，这个词都用来指理想的境界。“乌托邦式的”这个形容词带有“不可行”的另一层意思；但是这一含义并没有阻碍自莫尔以降的作家们设计各种幸福的社会。描述乌托邦是西方的传统，除了对想像中的国家的明确描述之外，它还表现在别的体裁中。一切有关社会正义的讨论，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当代的罗尔斯的论文都与此有关。为什么不在乌托邦（utopia）前面加个e，把希腊文的前缀改一下，变成“好”的意思呢？“欢乐的乌托邦（Eutopias for Euphoria）”，这句话也许是所有这些作者，包括我们将谈到的小说家的座右铭。
在文艺复兴时期，三篇明确描写乌托邦的名著分别由托马斯·莫尔、托马索·坎帕内拉（《太阳城》）和弗兰西斯·培根（《新大西岛》）所著。他们三人中，先驱者莫尔与另外两位之间相差100年。对于坎帕内拉需要稍作介绍。他是诗人，十四行诗写得非常出色，约翰·艾丁顿·西蒙斯把它们翻译过来，与米开朗基罗的诗歌一起出版。他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科学家。他撰文捍卫伽利略，并写了一篇关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论文。这篇文章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爱伦·坡在《失窃的信》一书中引用了他的话。虽然坡并未读过他的那篇论文，援引的文字摘自伯克的《论崇高美与秀丽美》，但据说伯克是直接引用原著的。
看过罗伯特·波尔特《永远走红的人》一剧的人都知道，莫尔是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内阁大臣。在一次对安特卫普的外事出访中，他突然记起了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第四次航行》中的叙述，加之自己对当时情形的不如人意之处有许多想法，于是，他开始用拉丁文创作《共和国的最佳状况以及乌托邦新岛屿的精论》，就是现在此书第二部分的内容。他在创作期间把所写的东西拿给朋友们看。他的朋友们和他一样谙熟柏拉图的《理想国》，因此为这部当代的类似作品兴奋不已。有九个人，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伊拉斯谟，写了书信和诗歌贡献出来，以便穿插到故事中合适的地方。
因此，《乌托邦》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文艺复兴作品。不同的城市很快出现了四个不同的版本。但是，介绍探险家兼叙述人以及他所发现的新岛屿的第一部分对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罪恶做了毫不留情的描述，所以直到作者去世15年之后，即作品完成的40年后，才被允许在英国出版。拉尔夫·罗宾逊动人的译本现在已成为英国的经典著作。
莫尔的论点简明直率：“富人策划”欺负穷人的现象到处可见，因此把国家称作“共和国”是荒唐的。（这种理论我们最近也听到过。）它来自于美好社会应该是共同拥有财产的理论。坎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基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据说这座城市在赤道以南的非洲。培根一心要把他的“本萨拉姆岛”变成一座大规模的研究所，只字未提财产问题，但从“那片幸福的土地”上的一派祥和气象来看，那儿一定不存在贫穷和阶级斗争。
所有乌托邦都是通过推论来显示现实中应达到何种美好的境界。16世纪的三个乌托邦社区是极其虔诚的宗教社区，道义上遵循的是基督教的觉醒，这种觉醒或是通过奇迹获得，或是受了当地类似事件的启发而获得的。坎帕内拉和莫尔一样，对其他的宗教持开明态度；他们书中的先知宣扬的是同样的信条。是基督教使徒的榜样为坎帕内拉和莫尔的书中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依据。同时，坎帕内拉不相信世界是从虚空中创造出来的，他也不相信世界是永恒的，由此可见他所具有的科学家的思想。
是否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共产也意味着共妻呢？坎帕内拉提出了早期教会中圣克莱门特和德尔图良之间的争论，前者说共产也包括共妻，而后者说：“除了妻子之外，其他一切共有。”坎帕内拉是赞成优生学的，根据他的报道，太阳城的公民支持圣克莱门特（如同第一批再洗礼教派）的观点，但他给自己留个了余地，补充说他们误解了圣克莱门特的理论。
莫尔主张一夫一妻制，但是同坎帕内拉和培根一样，他把婚姻看作是对国家有经济意义的一个问题。他看到，在英国为了养羊圈围耕地的做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地主越来越富，而佃户则无家可归。他开始怀疑人口过剩的理论。在一个死亡率很高的时代，大家庭是一种福气，孩子小的时候就可以帮着干活，长大以后可以赡养年老的父母。在《乌托邦》一书中，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是20人，这还算是少的，因为通常还有佣人、学徒，而且是三代同堂。按这样来算，54个城市的总人口达到550万，比英国16世纪的总人口多出100万。既然贸易——羊毛的贸易——无可避免，于是莫尔提出由国家来管理一切商务，以保证对各个阶层一视同仁。
至于婚姻的个人方面，三个作家都认为这个体制造成痛苦的束缚。为了提高婚姻的吸引力，莫尔建议在由长者安排，并有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让新郎和新娘非常严肃地以裸体相见。一个世纪以后，培根读了《乌托邦》之后，认为这种做法是残酷的，特别是在“以这么亲密的形式相见”之后，一方可能会拒绝的时候。既然这个办法的唯一目的是发现疾病或生理缺陷，培根建议双方各派一个朋友观看另一方在游泳池里裸体游泳。而坎帕内拉不放心让这些身负种族繁衍的重任的人们完全自由选择。他们必须身体健康，但是他也预测了一些困难，比如一对年轻人堕入情网怎么办？当然他们可以自由地见面和交谈，但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美丽的女子更吸引人，但这类女子供不应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搞高尚的欺骗，以防止失望和嫉妒。可话说回来，太阳城里没有难看的人。这些是新体制的创始人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至于对婚姻是否感到满意，双方只能碰运气了。离婚只能是万不得已的事。批准离婚前，法官应做长时间的调查，如果原因是婚外情，莫尔体谅地补充道，这说明双方十分不般配。
这一类的细节以及所提出的理由是一些综合的迹象。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规范，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特有看法。更美好的存在对于这三位人文主义者来说，意味着更虔诚、更幸福的存在，为了实现更美好的存在，他们三位各自确定了应为之奋斗的目标：莫尔希望通过民主平等来实现公正；培根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进步；坎帕内拉则希望通过合理的思维、博爱和优生学来实现永久的和平、健康和繁荣。但三人在某一原则上意见是统一的，这一点也为后来西方所采纳，即人人都应该劳动。如果能实现这一点的话，坎帕内拉估计每人每天工作四小时就足以给所有人创造繁荣了，然后大家有充分的剩余时间去（他建议）听课进修。
唯有他对妇女的评价很高，男子能做的她们都能做。（在莫尔的书里，她们可以担任传教士。）坎帕内拉认为她们甚至可以受训上战场，因为她们扔火球的技术很高。所有的男子年轻时都身体健壮，年老力衰后可以充当政府的间谍。不过，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都鄙视战争，除非是为了自卫，或（曾有一次）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坎帕内拉认为，既然贸易是战争的起因，应该把它限制在绝对需要的范围内。理想的境界是自给自足，也就意味着没有货币。
乌托邦的法律简单明了，张贴出来明示大众。没有律师；自己申诉自己的案子。在处理犯罪问题上，三位作者都态度温和。首先应该采取批评和教导的方式，然后才是罚做苦役，尽量少用死刑。但是，战俘却自动成为奴隶。这种复古的做法很奇怪，因为奴隶制在西欧早已消失了。乌托邦主义者放松了这个制度，使奴隶的子女自动成为自由公民。这些异想天开的设想提醒了我们，这些人文主义者写作时，心里参照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如：财产共有，共用妻子的优生学，结束贫困和阶级间的嫉妒，但并没有去除永久的阶级责任和阶级区别。
三部乌托邦著作中关于青年人教育的观点是五百年来人们不断重复提出的，即学校教的应该是事物，而不是言词，教学方法必须循循善诱。坎帕内拉认为城市的设计应展览出所有艺术和科学的成就，创造一个有利于教学、接近自然的环境。这一理论是教育改革家夸美纽斯名著的前提。
培根认为思考科学是生活的目的和乐趣。只有坎帕内拉对机器感兴趣，他设想出用“帆和齿轮”推动的车子，以及用一种未加具体说明的“了不起的发明”开动的船。（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远见，如果有了必要的机器以后，就不需要有奴隶了。）
在所有的乌托邦中，复杂的宗教和公共庆典不仅包含道德教育，而且还通过激发爱国的情感把人们团结起来。如今，用有意义的词句和音乐来进行庆祝的形式已经过时了，像“盛况”和“爱国主义”这一类的说法往往引起人们的嘲讽。但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仪式是不可缺少的隆重活动，它巩固了人们的社区感，也保证了社区传统的流传。
16世纪想像的乌托邦重视音乐，这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生活的一个传统。无论在家庭、教堂、街上，还是逢年过节、同行聚会、结婚、出殡，或是王公、官员、大使光临的大日子，所有的场合都少不了音乐。歌声、号声、鼓声和演讲此起彼伏。当时音乐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变为仅仅是装饰，在一定的程度上它直到现在仍是装饰，被分为不同的种类，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人们各取所好。
乌托邦主义者们喜欢用豪华的词汇来描绘乌托邦的住房、庙宇、服饰和家庭习俗，同样也津津乐道地夸他们的人民有多么健康、多么俊美、多么友善，又多么通情达理。例如，他们做事勤快，忠心耿耿，因为他们懂得如果工作懒散，大家共有的存货便会减少，个人的所得也相应减少。但是，苏联的经验证明这种复杂的推理常常是不现实的。
此外，虽然假定乌托邦的公民都是健康聪明的，但是欧洲瘟疫的幽灵令人难忘，不知为什么坎帕内拉特别担心癫痫病，唯独他提议按医嘱常常勤洗身体。乌托邦必然有免费公共医院，医生们不断寻求制造新的药品。只有培根对于日常生活的安排没有详细描述，他只是设想“那个快乐地方”的“虔诚和人道”的人们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
乌托邦之所以完美无缺，是因为假定人们会自愿服从合理的要求。固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无需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少数人也不用为财富和荣誉而竞争的话，那么，社会的和睦和友善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作者们也着意表明功绩会得到承认，各行各业都有荣誉和奖励。所以，人们吃饱了，又得到承认了，也就心满意足地效忠政府了。但奇怪的是，乌托邦的公民之间不存在邻里纠纷、家庭不和和种族仇恨的涉及个人好恶的琐碎事情。习俗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行为一致，但是，难道没有一个人抱怨或拒绝一日三餐都在公共餐桌上吃乌托邦菜，或者参加国家所有的庆祝活动，怀着真心的喜悦放声高歌吗？在这三部乌托邦著作加起来300页的篇幅中，仅有一处涉及心理，即：太阳城的年轻人乐意伺候长者，但是，“不愿意”服侍别的年轻人。
*~*~*~*~*~*~*~*~*~*~*~*~*~*~*~*~*~*~*~*
如前所说，乌托邦的著作里面描写的情况与作者生活的时代现状截然相反。读的时候必须把当时的状况与作者的奇特想法分开来。像莫尔就说如果对傻瓜，即精神病人，给予善待的话，让他们用“他们说的疯话和做的傻事”给人们取乐没有害处。这样起码能使他们得到珍惜和妥善照顾。在16世纪，聪明的傻瓜——小丑经常被王公贵族们养在宫廷里，正是因为他们说话做事的无拘无束，但是，除非在只有一个“自然傻瓜”（白痴）的村庄里，普通的精神病患者无论是流落在外还是被关入疯人院，都会遭到欺负、嘲笑和虐待。莫尔的所谓慈悲其实是一种麻木无情。
了解他的生平的人不禁纳闷，他怎么能一方面宣扬乌托邦的宗教容忍，另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又主动迫害异教徒？还不仅如此，他女婿为他写的传记把他描述为一位伟人和善人；他为信仰献身，并被追封为圣徒，于是他更加贤名远扬。这些在关于他的那部现代剧作中都得到了证实。结果，大多数读者对于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都浑然不知：莫尔为了支持他效忠的都铎王室，在一部著作中凭空捏造或帮助传播了“大谎言”——说被都铎的亨利七世推翻的理查三世是个身体残废的恶魔，谋杀了被囚禁在伦敦塔中的年轻王子们，而他们是他的亲侄子。自从霍拉斯·沃尔普尔在18世纪晚期对此提出疑问之后，有好几位学者逐渐认为理查与传说中的形象正好相反——他英俊、能干，没有犯过谋杀的罪行。读者们也不知道，现在用来赞扬莫尔的“永远走红的人”这个说法当时是用来形容机会主义者的。
英王理查三世
后世画家笔下的幼主爱德华五世（右）及其弟约克公爵（左），据传被理查三世监禁后谋害于伦敦塔中
顺便提一下，沃尔普尔的著作在欧洲大陆引起了轰动，并且由堂堂的路易十六翻译成当时的国际语言法文。当然，由于莎士比亚关于这个题目的伟大剧作，纠正人们的普遍看法已经不可能，这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
*~*~*~*~*~*~*~*~*~*~*~*~*~*~*~*~*~*~*~*~*
从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和其他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关于完美世界的描述，虽然他们没有采用乌托邦著作那么正式的方法；并且从中可以看出“解放”这一主题，作者的主要动机就是要从现实的艰难中解放出来。此外，还有另一个时间上的原因说明为什么这类作品在16世纪时大量涌现。对于哥伦布以后的一代人来说，对新世界和那里居民的了解开始改变西方对自己文化的认识。探险家的航行故事成为一种文学形式，乌托邦著作的作者把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仔仔细细。他们叙述航船怎样偏离了航线，到达了一个偏僻的岛屿，当地的岛民对外来的船员们先是警戒小心，然后变为友善。乌托邦一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样才能解释它为什么长期未被发现，未曾被外部世界的恶习所侵蚀——这却在无意中暗示一个好的共和国是多么脆弱。
对异族风俗的了解造成了“自我意识”。这既是一个事实又是一个主题：一旦进行比较，自己的习俗即不再是必然之事。当然，与我们为敌的邻国人的行为一向与我们的不同，那是因为他们固执己见、执迷不悟。但是，当遥远的两个或三个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形成强烈反差时，人们就会想：如果同样的事其他人能用不同的方式做，我们为何不能？由此产生了有计划地实行改变的想法。社会改造山雨欲来，并开始反应在文学中。
上面曾经谈到，除了想像的航行故事外，其他的类型则是乌托邦式的故事。卡斯蒂廖内在《侍臣论》中描述的客厅里的辩论大部分是想像出来的。它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的类型，其中的许多因素照例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虽然其存在形式并非完美。倘若世上真有许多这样的侍臣，社会也就会因此而大大改善：这本书是在一定限制内的乌托邦。在拉伯雷的散文史诗和蒙田的文章里，对混乱的现实世界未作任何掩盖和粉饰，但是在作者的评论中，并行存在着一个理想的世界，而且这两位作者都描写了一个明显的小型乌托邦对这个影子做了补充。
堂吉诃德也属于同一个类型。塞万提斯通过对书中人物的刻画把小说分成两个部分，骑士做事总是出于最崇高的情操，而他的扈从虽然谈不上卑鄙，却是世故粗俗的。堂吉诃德荒谬的行为并不污染他的原则；如果仔细注意他的规诫和责骂，尤其是在精彩的第二部分中他的高谈阔论，便会发现他的原则是合理的、公正的。这两种品质确定了道德上的完人的定义，“堂吉诃德式”这个词便包含了两种美德；它的意思不是疯狂，而是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
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
只要翻一翻各部伟大的小说，从《汤姆·琼斯》到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和哈代的著作，再往后到劳伦斯、纪德、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就不难看出叙述中所描述的或暗示的乌托邦的特征。
莎士比亚在剧作生涯的末期创作的《暴风雨》把他在所有其他剧作中所忠实反映的世间罪恶几乎全部荡涤干净，只有一个例外。在（捎带讽刺性地）为自己申辩时，贡柴罗宣布：
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
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贸易；
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
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
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做事；
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天真而纯洁；
没有君主——
在这里，莎士比亚以他一贯的戏剧性插入了另外一个声音：
——但是他说他是这岛上的王；
贡柴罗听了此话后不为所动，继续追求他的梦想，颁令财产共有、废除婚姻、共享繁荣。命令一下，大家欢呼：“贡柴罗万岁！”
沃特豪斯《暴风雨中的米兰达》
在大多数乌托邦里（拉伯雷的是例外），共同幸福是通过确保行为的一致性来实现的，甚至比坏的社会里实行的更加严格。这是一个矛盾。乌托邦的美好社会努力使人们免受饥饿和焦虑，它许诺给予社会的不是抽象的自由，只是要去除上层阶级的具体特权。所有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都只是针对由贫穷和阶级所造成的专制进行的。乌托邦的人们是如何防止这些现象重新抬头的呢？他们靠的是良好的习惯力量，但他们也知道，行政官还是要不时地干预一下，以防止不当行为发生，有时，人们能感到最高层有一个专制者在掌权，确保一切向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是18世纪开明专制的一种预示。
用以维持正确行为的伟大理论是：“顺从自然。自然永远正确，若失忘记自然，就会犯错误。”在此，自然取代了上帝的训诫。然而，尽管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产物，它的意志却远不如上帝的训诫明了。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自然规律被奉为绝对的金科玉律，但它的准则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却各执一词。在任何地方，社会生活都是由统治集团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乌托邦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确实，乌托邦的行政官是从长老和智者中推选出来的，也定期召集全体人民一起来商量政策；但是这些只是纯政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冲动，有自己的怪癖，采取狂暴的行动，或者允许天才或青少年异想天开。有一点很有说明意义：在我们所谈及的三个乌托邦中，都没有提到笑，唯独提到的一次是嘲笑西方的一种习俗。
尽管抱怨现状的文学看起来似乎是有组织的，但个人主义也是它的一个动机；这些尖锐的抱怨往往是针对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到了16世纪中期，一个人如果不仅为自己的命运伤感，而且怨恨命运和压在他头上的主人的话，他就有了自我意识。这是人的个性的一部分，也是被成为欧洲人特点的惊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形成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早期的乌托邦文学是一种渴望文学。在每况愈下的15世纪和以后的长达150年之久的教派间战争中，乌托邦以其特有的一些方式表达了对于统一的西方式的热情。西欧人已经无法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后代，而令人宽慰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又尚未出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动机是：人文主义者着眼于今生今世，这使天堂显得遥远而模糊，而学术研究又否定了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乌托邦想像的现代时代将是由规划和建议所构成，换言之，超前到了偏执的地步。
*~*~*~*~*~*~*~*~*~*~*~*~*~*~*~*~*~*~*~*
文艺复兴晚期，人的期望开始发生变化，也因之改变了文艺复兴原来的信条，即：汝当模仿并崇拜古人。构成这后来的、变化了的世界观的一组思想被称为反文艺复兴。古人过时了，而“现代”这个词，除了“当今”的意思之外，还获得了大为褒扬的含义。“进步”、“最新科学”、“先进思想”、“最新”，这些成了这种文化变化的永久标志。对这一文化变化并非人人赞成。整整有一个半世纪，大约一直到伏尔泰时代，欧洲到处都有“古典派与现代派之战”，影响了文学，造成了宗教和哲学上的争执，并常常能决定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到了17世纪便有了定论，即最新的是最真实的。
由于一个无意中措辞的巧合，“科学是最大的真理”这个教条与刚才说过的“生活顺从自然”的思想融合在了一起，因为科学家研究的正是自然给人类的启示。这一领悟使“自然”这个词获得了类似“现代”一词的权威：自然的食物是最健康的，自然的行为比做作更加可爱，自然环境及其动植物是最宝贵的资源，自然法则是人造法律和政府的试金石。
16世纪时，关于新世界居民的传说同这种观念恰好吻合。那些人没有西方人的恶习和复杂性，他们完全与自然一致，所以他们身上有许多可学之处。蒙田的乌托邦所描写的便是这样一个部落，尽管书名是《论吃人的人》，但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仰慕。在这本书以及同时代其他的书中，我们都可以碰到前面提到过的西方的一个创造：“高尚的野蛮人”。这个名称是后来才出现的，但这个形象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野蛮人无所畏惧，在没有被破坏的环境中健康地活着，他虔诚地、自发地信仰自然这个神。他对敌人也许是残酷的，但他与朋友和敌人的关系都是一种道德的关系。由于没有国王、宫廷、教皇或教会，所以他不需要借鉴卡斯蒂廖内关于自我完善的书来使自己的举止无可挑剔。人们为他所吸引，因为他们自己受着古老僵化的文化的束缚，认为简单的生活就是轻松的生活。我们看到，罗马后期的塔西佗便是这样认为的。日耳曼部落在他眼里的形象类似“粗狂的印第安人”在蒙田眼中的形象——或基督的使徒们在路德和托马斯·莫尔眼中的形象。原始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蒙田
*~*~*~*~*~*~*~*~*~*~*~*~*~*~*~*~*
乌托邦主义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只要环境合适，人就一定会通情达理；他们明白事理，因而能保证任何体制的运作。不过关于这一点还需要详加阐述。人们通常认为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乌托邦的作家们任愿望和幻象尽情驰骋，设想出了一些确实行得通的体制。现代的福利方案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乌托邦的缩影。官僚机构执行这个制度时所用的方针使我们联想到乌托邦作者为了产生真实的效果而不厌其烦地描述的各种细节。为了确保人人满意，20世纪不仅制定法律，为人们提供健康、生计、教育和公平，而且还不断地提出非官方的各种求上进的建议，这正是对于乌托邦的中心思想的实施。乌托邦的思想与向病人和穷人施舍这种历来的做法正好相反，它几百年来一直在激励着人们向上。至于现代社会是因为它而变得更加幸福，还是由于被它那些不能保证能达到目的的规则束缚而不满，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能对不同时代幸福程度进行比较的测量机器尚未发明出来。
乌托邦的遗产可总结为五点：第一，社会平等比等级制度更加人道。（在这一点上，反文艺复兴者的观点与柏拉图大相径庭。）第二，不劳者不得食，荣誉也要靠自己争取。第三，统治者应该由人们选出，这样人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第四，结婚、离婚应酌情办理，婚外情并非唯一的解除婚姻的理由，第五，现行的秩序并不是上帝所定，一成不变，也不是由于原罪而注定是罪恶的。清醒的思维和坚强的意志能改善人类的命运。人文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世俗的目标是正当的。
在我们这个世纪，共产主义曾一度遍及许多地方。仔细想想，它也应该算是乌托邦主义者留下的遗产，虽然共产主义与乌托邦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比如乌托邦主义者从未想像过机器工业的出现，他们的人民是农民，对他们来说，上帝通过干旱、洪水、虫害和水土流失表现出来的力量，比人们日益增强的控制自然的能力要强大得多。对乌托邦主义者来说，祈祷和行为正直仍然是社会的栋梁。无神论的社会对它们来说绝无可能，甚至连不关心教义的世俗政府都无法想像。与其相关的一个信念，即社会秩序需要宗教来加强法律力量，在西方文化中经过顽强挣扎才逐渐消亡，也许它根本没有完全消亡。
乌托邦的道德观证明，现代评论家不断地抱怨科学虽然大大改进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未能在道德上发挥同样的作用，这种看法是多么的大错特错。在这一方面根本不需要进步。人早就知道公正、正派、容忍和宽宏大量这些原则，但是把它们付诸行动却是另一回事。即便有了最佳的科学结论，处理与身体相关的事情还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时代反对吸烟，不用公用毛巾和杯子，那么也应该禁止握手。
